解構超薄極限——2550機芯 專訪江詩丹頓傳承與風格總監Christian Selmoni


Interview:楊文翰 Text:Joanna Chu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
在高級製錶的世界裏,真正吸引人的,從來不只是把機芯做得更薄,而是在極致纖薄之中依然看得到機械運轉之美和手工細節。今次我們訪問江詩丹頓傳承與風格總監Christian Selmoni先生,正好從品牌全新的Calibre 2550機芯出發,看看Vacheron Constantin如何在超薄機芯的框架之內,繼續推進技術與工藝的界線。

提起Calibre 2550機芯,Christian很自然便將它與品牌歷史上極具代表性的Calibre 1120聯繫起來。後者於1968年面世,早已成為超薄自動上鍊機芯的經典之一。兩台機芯在厚度上的差距是零點幾毫米之差,2550為2.40毫米,1120則為2.45毫米,但Christian強調2550並非1120的延伸,而是一台徹底重新構思的全新機芯。相較於六十年前的設計背景,2550在性能、結構與技術應用上都更進一步,雖然只有時間顯示,卻擁有一套極為穩健的底層結構,這也呼應了品牌一貫的做法,將來可再延伸出更多複雜功能,為未來的創作留下充足空間。

打造一台厚度僅2.4毫米的自動機芯,本身就是一項極度艱鉅的工程,所有零件都必須在極有限的空間內運作,同時仍要兼具結構穩定和走時準確。Christian坦言團隊在開發初期面對的核心命題,正是如何在不犧牲性能的前提下,盡可能壓縮厚度,並同時保留理想的動力儲存。而最終Calibre 2550就交出了提供80小時動力儲存的成績。關鍵背後在於懸浮式雙發條鼓、鉑金微型擺陀以及單層齒輪組,整套架構歷時七年研發,足見其技術難度。

對超薄機芯而言,動力儲存與空間利用一向難以兼得,而懸浮式雙發條鼓設計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。工程團隊最初曾考慮將兩個發條鼓上下堆疊,但最終採用了反向安裝的方式,讓上方發條鼓倒置,從而節省空間,並省去一個發條鼓蓋。這樣的安排不僅壓縮了機芯厚度,更讓兩條主發條可以同時釋放能量,保持更穩定的扭矩輸出。即使主發條中儲存的能量有限,依然能夠維持出色的規律性與效率。這對Christian來說是整個項目中最關鍵的調整之一,也幾乎解決了超薄機芯在延長動力儲存方面的重大難題。

Calibre 2550的技術語言相當現代。微型擺陀、滾珠軸承以及緊湊的齒輪佈局,都讓這枚機芯顯得既精密、前衛耐看,尤其是滾珠軸承的運用在傳統高級製錶中並不常見,但在這樣的超薄結構裏卻成為一種合理而必要的選擇。微型擺陀直徑達15.5毫米,幾乎覆蓋了機芯一半面積,對能量效率有着明顯貢獻。而在裝飾層面,夾板與橋板全面採用手工修飾,包括倒角、圓紋打磨與日內瓦波紋等,維持一貫優雅而內斂。

在研發初期,機芯的最終尺寸並非一開始便定案。團隊曾反覆測試不同的比例與佈局,最終確立直徑31毫米、厚度2.4毫米的方案。Christian認為主要目標是在不犧牲動力儲存和整體性能的前提下,打造一款盡可能纖薄的機芯,尤其注重精準度和長期可靠性。

超薄自動機芯不僅對設計提出挑戰,也對裝配與調校工序帶來更高要求。由於零件更薄、間距更小,製錶師在每一步操作中都需要更高的專注力與經驗。品牌特別加強了針對Calibre 2550 的製錶師培訓,因為這台機芯的技術方案比以往更精密,也更需要熟練的手感和全盤理解。

若要為熟悉品牌機芯的收藏家指出值得留意的細節,Christian指除了懸浮式雙發條鼓之外,滾珠軸承也是一項有趣的看點。它看似並不傳統,卻在整體架構中顯得格外合理,因為它完美契合了超薄結構和微型擺陀的配置。對懂得欣賞機芯的人而言,這些微小卻關鍵的變化,正是技術進化最直觀的痕跡。

談到未來是否會朝更多複雜功能發展時,Christian的答案始終回到同一個宗旨,那就是可靠性。無論是一枚時間顯示腕錶,還是一枚大複雜功能作品,可靠性亦同樣重要。這也是為甚麼 Calibre 2550的研發歷時七年,因為品牌不願為了追上速度而犧牲長期表現。他更補充品牌的修復工坊每週都會收到超過百年的古董時計,且不少作品至今仍能正常運作,只需輕微保養或修復,這正是Vacheron Constantin一直以來所堅持的理念,腕錶不應只是當下可用,而應當是一件能跨越世代的作品。

當被問及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標誌時,Christian的答案並非指向某項單一技術,而是整體工藝精神。他認為品牌的真正印記,在於對手工修飾與製錶傳統的堅持,從倒角、圓紋打磨到日內瓦波紋,每一道工序都由製錶師、工藝師與裝飾專家共同完成,這些細節也正是品牌價值最具體的呈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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